和衡水中学在一起的2557天

你好，我们是正面连接

今天是我们和你见面的第一天

我们是一个新生的内容品牌

希望尽我们所能

呈现复杂世界中

人们视而不见的重要部分

我们不只追求信息增量

更追求理解的增量

在真实基准上

以更新的语言、更现代的表达

介入瞬息万变的时代

今天是9月1日，开学第一天

2014年的今天

本文作者进入衡水中学

开始她的高中学业

之后她参加高考、上大学、毕业、求职

2557天过去了

闭上眼睛

她仍感到自己生活在那里

2557天还不够

衡中贪婪地、一刻不停地

占有并塑造着她

拒绝离去

我们会每周推送一次

希望它们都像下面这篇一样

配得上你为之付出的时间

并带来如童年初次学会游泳那天早晨

蹬开泳池壁、把头埋入水底、

独立游完第一个五十米那般

自由、愉快、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我们渴望与你正面连接

社会化

什么是社会化（英语：Socialization）？社会化是个体对社会的认识与适应。幼猫的社会化是指在猫咪出生后，尤其满两个月后在生活环境中所有学习到的经验，就像我们开始上幼稚园一样，到学校开始过团体生活，学习礼貌，如何与同学相处，遵守秩序等等。

—— 引自“幼猫社会化指南”

2017年，高考结束的黄昏，衡水中学南门堵得水泄不通。停滞的车流里，我父亲从驾驶位扭过头，把一部智能手机丢给我：你先用这个，过两天给你买一部新的。那是一部黑色的iPhone4，我初中用过的手机。不甚熟练地解锁之后，我发现了第一个问题：我忘记了如何打字。

这一项容易应付——可以使用手写输入。但忘记的不止于此。

我不大会用筷子——在衡中，为了节省时间，我通常只用一柄固定的铁饭勺。要学习新的吃饭礼仪，包括：重新使用筷子，碗不要端起来，不要发出声音，一口最少咀嚼五下。用筷子挑起的米粒太有限，我常常感到绝望，一碗饭无穷无尽，竟然要吃上半小时。但是也有新发现：原来米粒本身可以嚼碎，而非作为一大团饭囫囵吞下去。

我的语速太快，这一点也需要矫正。大概从高二中期，放假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得不多次提醒我：说慢一点，不然听不清楚。后来我发现的确如此，等候跑操的两分钟里，要争分夺秒多背两首诗，唯一的方法就是提高语速。有人的语调轻而急迫，仿佛某种呢喃。而音量大的人的朗读声音则像收到错误讯号的收音机一样，声音尖锐、不稳定、亢奋。

这在衡中不是问题，但之后就变为一种“缺陷”，常常被指出。我很惶恐，时时对着镜子练习，缓慢、清晰地吐出每一个字，而不是含含糊糊地吐出一大团。可是遇到讲话慢的人，我仍然会相当焦躁，希望能按下进度条的1.5倍速键。

除了无师自通的开关机，电脑当然是完全不会。大学我读新闻系，经常要写稿子和论文，我要比旁人慢得多，因为要先写到纸上，再通过触控板手写输入。一切都是在图书馆隐秘的角落里进行的。后来我才懂得，这种无知就像肥胖，欲盖弥彰。

我闹了不少笑话，时常面对别人略带惊讶的诘问：为什么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有时候是一种讥笑：你不会上网自己查？好吧。

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当时的我近乎于“原始”。我不知道什么是微博，什么是热搜，不知道除了百度还有什么其他的浏览器，甚至不知道如何去下载软件。我总是在常识上犯错误。有天我随口抱怨：新网页总是很难加载出来，手机太慢了，感觉该换一个。一名室友立即大惊小怪地说：加载不出来不是因为你手机慢，是网差。她随即问我使用的是哪家运营商，好吧，这个问题我答不出来，但我真希望当时我就已经知道什么是“运营商”。我越来越寡言，自尊心总让我在开口问询之前却步。

需要适应的事情太多。流行明星和歌手早已经换了几波。我听不懂当下流行的笑话，连想到的比喻都带着“原始”色彩。我学着搭地铁。车厢摇摇晃晃，像站在溶洞里湍急的河流的船上。

搭地铁使我很痛苦。取快递也是。这两件事情让我意识到，世界上居然真的有完全毫无意义的、消耗性质的东西。我在衡中从不做这种事，能在那里坚持三年的重要原因就是：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

我每天下课后路过菜鸟驿站，在等待的队伍后面排上两分钟之后，我就对自己说：够了，不能再浪费再多时间了。快递堆放了一个月，无数短信之后，菜鸟驿站也丧失了耐心，我的快递从此石沉大海，不知道最终去了哪里。

大一的时候，有一阵子，我找出高中时的印刷读物——素材积累一类的，和衡中“常规”试卷一样的纸和字体，还有气味，读这种东西会让我心安。我把它们放在枕头下，偶尔摸到，或者翻到划线和笔记，就仿佛我还在衡中一样。

不过当然不大一样。我花了一段时间适应睡前需要脱衣服的流程。在衡中，“裸睡”是一种违纪，要扣除班级量化五分。高考结束当晚，是我三年来第一次仔细端详自己的身体：我长出了腿毛，中指和脚底结了非常厚的茧，膝盖上有蔓延的生长纹路。我长高了六公分，体重增加了四十斤，有两颗蛀牙。我还第一次了解到我有毛囊缺失的毛病，因此没有腋毛。

高一的时候，我耍过一点青春期少女的小聪明，把肥大的校裤改瘦了，显得腿纤细笔直——当然很快被发现喝止，买了新的裤子。那天我惊恐发现，我的腿已经像香肠衣里紧紧包裹的馅料一样，塞满了整条校裤。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如此丑陋，而我如此厌恶自己。

有一些身体上的变化是隐秘的。和我认识的大多数衡中毕业生一样，我有严重的胃病，半夜会被胃痉挛痛醒，浑身冒冷汗。虽然有意放慢，我吃饭仍然算得上“狼吞虎咽”，最多十分钟，就能把所有的食物吞下去。买了大袋食物回宿舍，总有一种焦虑逼迫我在路上就打开袋子开吃。走在路上，我会不自觉地跑起来。第一次去大学食堂，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拿出一本书，打算边吃边读。随后我发现，周围这样做的只有我一个人。

值得欣慰的是，我很快有了不小的进步。这一切得益于我善于观察，并且认真学习。我偷偷观摩其他女生如何吃一碗粉面：用筷子挑起几根面条，放到左手把持的勺子上，吹一吹，再吃下去，像某种精致的仪式。现在我的学习卓有成效，吃饭的姿态称得上体面。

还有一些预料以外的新认知。我上大一时，第一次知道并且注册微信。学会翻朋友圈之后，我发现不少大学同学的朋友圈可以追溯到初中。后来注册微博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感到很惊讶——他们这么早就可以用微博和微信了吗？

此前我唯一使用的社交平台是QQ。高中三年，我很少上网，QQ空间几乎不发。初中三年也不超过五条。每条都是近似的含义：我要上衡中，我一定要上衡中。

衡中与削皮的土豆

我初中就去衡水借读了，考上的学校是衡水市第六中学，衡水市最好的初中之一。第一次班会，年轻女班主任把双手撑在讲台上，环视一圈，说：大家既然考到这里来，目标一定都是考杭州，接下来三年可不能松劲。我一头雾水，为什么要考“杭州”？为什么不在河北读高中？等开学大概一个月，和同学渐渐熟络起来，我才知道不是“杭州”，而是“衡中”。

我对六中不大满意，早饭的米汤有84消毒水的气味，里面混着钢丝球涮下来的细细钢丝，烂糊的白菜梗。菜里最多的是白菜和土豆，土豆带着完整的皮，肉菜里只有骨头。有一种传言说我们交的伙食费被食堂克扣下来给内部人员开小灶，这并不是毫无根据，至少初二那一年晚自习下课的空气里面总飘着油浮浮的炒豆角味儿，像熬猪油的膻腻味。

我初中最好的朋友是晓宁，一个长发的美丽少女。我俩是同桌，成绩都不费劲地名列前茅。我们经常偷偷翘晚自习去天台上的水龙头洗头，或者在课桌下看小说。晓宁最喜欢的是郭敬明和村上春树。这两者的共同点是提供一种幻想。读书让我俩产生一种匮乏感：生活恐怕不应当是眼前这样，至少土豆应当是削皮的。

我们俩互相交换了理想：晓宁的理想是做甜点师，设计好吃而繁复的蛋糕；而我的理想则是开一家咖啡馆兼书店，一年有两个月歇业去旅游。不过鉴于读了村上春树和郭敬明，我们俩都把地点定在东京，或者上海。

东京和上海太远，而衡中近一些。我们这些成绩稍好的学生里，大部分人都明目张胆地向往衡中，在墙上挂的红条幅上签名：“我是xx，我要上衡中”。或许成绩差的人也有此希冀，只是不大讲罢了。

衡中也富有幻想色彩。读初中时，来自老师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对衡中的单向定义：“衡中是天堂”；另一种是纵向对比：“衡中是监狱，衡二（衡水二中）是地狱”，“再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去（衡水市）十三、十四中”。

“衡中是天堂”，具体怎样好，没有太固定的说法。有的老师说是伙食好，菜里的肉给的很奢侈，甚至最普通的馒头（八毛钱一个），也做得非常好吃。衡中的食堂甚至都出过一本书（这是真的）。我谨慎地在下课之后去请教：衡中食堂的土豆削皮吗？对方非常坚定地给了肯定的答案。也有老师说是条件好，独立空调和卫浴，配备书目齐全的图书馆。最统一的说法是：去了衡中，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想。

衡水二中是“地狱”的说法却非常统一：在走廊里扇耳光（女生也不例外）；揪头发；拉上窗帘，把不听话的学生从前门一脚踹到后门。十三、十四中则没什么好说的：喜气洋洋的、升学率极烂的高中，“走读高中能有什么好的”。

老师们偶尔会在课上跑个题，讲衡中的生活有多么紧张，我和晓宁在下面屏住呼吸，听得胆战心惊。例如：宿舍成员轮流值班，饭点派一个人去食堂，买够十二人份的饭——每人一个馒头和一包榨菜，用超大型塑料袋打包，再迅速跑回教室，为的就是节省中午和晚上去食堂的几分钟来学习。当然，我们老师补充道：衡中食堂的榨菜也是非常好吃的。

上完那节课，我心情有点低落，感觉应该是没有机会在食堂吃削皮的土豆炖牛肉了。这种想法只出现了一秒，我立即暗暗痛骂自己：学习当然是第一位的。

2014年的夏天，我和晓宁都参加了中考。她考去了衡水二中，而我去了衡中。此后三年，我们几乎断了联系。因此我也不知道她两次自杀未遂，最终从二中退学去了十四中。因此我也没有机会告诉她，轮流买馒头榨菜纯属谣言。但是，食堂的土豆真的是削皮的，而且真的有土豆炖牛肉。

游戏场

我离开衡中已经有四年的时间。这是个调整焦距的过程，合适的距离能让人看得更清楚。当我再度将镜头移向在衡中的三年生活时，曾经向几位朋友征求过看法。而他们不约而同地形容：衡中就像一场游戏。

如果这样来看，衡中的建模无疑十分精美。建筑大多由红砖砌成，散落着小池塘，其中有金鱼尾摇曳的微光；树木繁多，果树偶尔会结细小的果子，青色的核桃、深紫色的桃子一类的。而到了秋天，银杏叶则会铺满道路，金黄而柔软。

我被分到的第一个班是实验班。班主任是个和气、帅气的年轻人，年纪看起来不会超过28岁。我们都管他叫大志，惯用的称呼其实是“老班”，但我们普遍觉得这样把他叫老了。与“老班”对应的是“小班”，一种类似于见习教师的职务，同时也是任教老师。

“小班”是个更年轻的男生，姓姚，刚刚大学毕业。“小班”个子不高，说话轻柔，皮肤比女孩子还白。闲聊的时候聊起家乡，他说他是南方人，家乡在“攀枝花”。他把这三个字写到一张试卷后面。“攀—枝—花”，哇，这三个字听起来就如此芬芳，和灰头土脸的河北简直天差地别。除了日常协助行政工作之外，“小班”还负责批改习字，我们班同学的字来自河北的天南海北，也因此形状各异，七扭八歪。

习字有一套很严格的评价标准，别的班要分出“A”“B”“C”“D”几档。“小班”笔下的批注却只有“A+”“A”和“A-”。这个秘密不久就被发现了，他比我们先红了脸。“小班”确实有点“软弱可欺”，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有时跟他开一些没有恶意的玩笑，追问他到底谈过几个女朋友；或者有时候忘了写习字或者作业，在他那里也能打个马虎眼过去。

开学一个星期，大志在会上说，一个学生因为适应不了，熄灯后偷偷溜出去，翻越铁栅栏，不顾一切地往城区跑。但他小看了南校区的偏远程度，跑了一个小时，远处仍然是看不到头的荒草。最后他哭着回来，敲开门卫室的门时，手上布满被锋利的铁栅栏划破的伤口。

大家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且不说南校区是众所周知的郊区，再说有什么不能和“老班”、“小班”沟通呢？我也想不通：他到底为什么要跑？这里明明已经很好，很好，非常好了。

衡中的好处当然不止于土豆炖牛肉。最直观的——空气好，因为比邻衡水湖。一旦下霾，立即全体通知取消跑操。在衡中跑操时流的汗是一种正常的咸味，而在六中的雾霾中跑操，流的汗是烟味的咸水，像泡烟头的剩可乐。宿舍是八人间，每间两个独立厕所和一间浴室，每层也有公共的浴室。每人分配两个柜子。最好的一点是仍然不限制发型。高中三年，除了偶尔对刘海的修剪，我从没剪过一次头发。

我产生过一些疑虑。第一次集体大会，在辉煌的礼堂，全体起立喊口号。群情激昂之时，台上的老师问：你们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大声说出来！我没料到有这一环节，理想是多私密的东西啊。可是周围的人全都喊了起来：“清华！”“北大！”那一瞬间我感到疏离：为什么人生理想会是某一所大学呢？高考时才十八岁，人生不是有八十年吗？难道此后的人生都不作数吗？

我们每人分到一张“挑战卡片”，需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学号、挑战目标和梦想大学，再塞到教室外面柜子的凹槽处。目标倒是好糊弄，无非是成绩进步。可是“梦想大学”让我很犯难，人如何能对自己毫无了解的事物产生感情呢？和实验班半数同学一样，我最后写了“北大”（另一半是“清华”），再贴到柜子上。课间，走廊里人来人往，每次有人靠近我的柜子，我都会感到一阵轻微羞怯。高考之后我会知道，即便是奥赛班、实验班，考上清华北大的也是极少数。

最开始的几个月里，我们就把这场游戏的基础规则大概摸了清楚。每个教室有两个摄像头，茶灰色，圆形的。有人曾经在办公室看过监控画面，回来告诉我们，画面全彩色，放大甚至能看清笔记本（也许是伪装的日记本）上写的字。

要竖起耳朵听，轻微的嗡鸣声代表摄像头在运行，咔咔声代表摄像头在转脖子，调整视角或焦距，闪烁的红灯则代表摄像头在录像。由于“抬头看摄像头”也是违纪名目里的一种，所以很少有人采取这种“同归于尽”法来了解自己是否在监测范围内。一般的做法是在上课前，先用班级电脑将摄像头的方向对准黑板，这样咔咔声就是一种提醒的警报。当然，得竖起耳朵听。

即便这样，违纪仍然是层出不穷。每周通报违纪，在我脑海里印象比较深刻的名目有：“盯着瓷砖看超过一分钟，疑似在照镜子”。后来我找到了一份真实可靠的违纪名单。摘录几条如下：

607班5:53北1后2北2长时间抠右手大拇指

608班南后3北1喝水 7:01

611班北1后2北1扇风 7:03

596班数学课代表问缺卷子。有一个男生说缺德 7:12

这几条是教室违纪，宿舍违纪又是另一套。外界有一些广为传播的谣言，例如不允许起夜上厕所，有点荒诞得可笑。真实的规定其实是：夜里去厕所并不构成违纪，但不能在晚休后一个半小时之内或早起半小时前起床上厕所，原因是“有早起的嫌疑”。

最常见的违纪名目是“纸塑声”，顾名思义，就是“发出纸张或者塑料的声音”。早起是违纪，晚睡是违纪，在休息时段翻动书或者卷子是违纪。这些条目最终都是为了避免“不正当竞争”，当然，现在有更时髦的词汇来形容——“内卷”。

唯一“合法”接触外界的方法是打电话。在超市可以买到不同面额的电话卡，几十个电话亭分布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游戏，设定就是每天都会有穿着校服的不同NPC在电话亭下抽噎，或者大哭。大多数电话亭都长得一样，也有几个景观类的，在高三教学楼旁边，封闭式的，很有英伦风味，铁锈红的电话亭。

排行榜

进入衡中，需要带的东西很少。除了一些必备的衣物，还有一柄专门的饭勺。在衡中，第一件事就是领东西，一套新生规章，一个脸盆，四套校服，两套床品。

一切都规整统一，被子叠成“方块”，床单不能有皱褶，毛巾和牙杯在脸盆里有特定的摆放位置，一个宿舍的牙刷都要向着同一个方向。不过我们很快也发现了偷懒的办法：用别针把床单钉在床垫上，把硬纸壳塞到被子里，以保持硬挺。

教室里亦然。必须使用统一发放的本子，每科都有“积累本”和“错题本”，语文还有“札记本”。老师演示了几种本子的用法：“积累本”用于记笔记，“错题本”用于改错题——先用一把小刀和尺子把卷子上的错题裁下来，用胶棒黏到本子上，再在自习课时订正批注。“札记本”则是用于摘抄作文素材的。

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一个学号。学号是一串五位数字，前三位是班级，后两位是排名。衡中将不同市县的中考成绩进行了折算，再在各个班级进行排名，第一个学号就是由此诞生的。

我最开始不太清楚学号的真实含义。它一开始看起来只是“数字代号”之类的。第一堂班会课上，大志就宣布了衡中的分班规则：开学三个月后第一次文理分班，12个实验班将缩减成8个，此后高一学年结束、高二学年结束各分一次班。分班实行淘汰制度，按照前几次调研考试的成绩进行综合排名，将实验班末尾“筛掉”，再把普通班的尖子“捞上来”。每次分班都是打乱重分，即便一直待在实验班，同学和老师也会进行“大换血”，据说这样做的目的则是“尽量避免产生太深的感情，影响学习”。

实验班缩减是一个肉眼可见的危机。大志估计只有班级前45名能再度落入实验班。第一次考试猝不及防地到来，所有人的班级名次、年级名次、各科分数、各科排名被打印成两张纸，贴到墙上。

随后大志宣布，每次考试后重新分配座位，依据是上次考试的排名。所有人抱着桌子在走廊上排队，第一名先进去挑选座位，随后是第二名，第三名……以此类推。这时我才察觉，每次考试是一场比赛，而学号就是一个实时更新的排行榜。学号同样是社交名片。要认识一个人，先偷偷打听他的学号，看前三位是否在实验班之列，再看后两位是否体面。

正如赛区的划分，不同成绩段的学生也有不同的赛道。

整个年级大约4000人。约前1200名的考场在教学楼，之后的分到实验楼。实验楼平时很少使用，没有空调（也可能是不开）。到了冬天，在实验楼考完一场，总是五指僵直不能动。这个成绩段的人的理想则是回教学楼考试。

排行榜的最新动态可以实时查询，在读报机上。读报机是一台巨大的白色触控一体机。每个班分配一台，放在教室正对的走廊上。读报机上可以进入衡中的“内网”。在衡中的语境下，“内网”是指衡中内部系统，而“外网”则是指一般的网络环境。你可以在任何一台读报机上查到每个人的学号，每次考试的成绩，甚至可以看到每张扫描的试卷。

正因如此，学号规则相当清晰透明。衡中招生并非没有暗箱操作，传言中，有家长花费数十万才将孩子塞进来，但同样需要遵照这套“学号淘汰制度”，因此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沉淀”在普通班。

这些人里，最著名的一个学生被称作根哥。根哥姓甚名谁已无从考据，据传言，他患有某种认知障碍一类的疾病，而他的父母在衡水当地颇有财力，花了大价钱才把他送进来。我见过根哥几次。往往是在我吃完饭返回时，根哥才慢慢踱步到食堂。他脚外八得厉害，鞋大得像船，鞋带总是散着，一甩一甩，走起路来像得意的鸭子。根哥不胖，脸上的肉却像台阶一样挤在一起，有点像英国演员憨豆，露出牙龈，脸上永远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根哥会写自己的名字，少量的汉字，较为多量的数字和字母（但不是全部）。在读报机上看根哥的卷子是我们保留的娱乐项目。根哥会把选择题填满，填空题全填数字。大题写上一个“解”（也有可能不写），接下来就是断裂，连接不构成意义的句子，或者干脆画画。

虽然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每次都在“第一考场”，根哥却可以毫无疑问地每次出现在“倒数第一考场”。如果请假缺考，下一次考试就会掉到“倒数第一考场”。我曾经因病请过一次假，月考后，周围人都揶揄问我：见到根哥了吗？

的确。根哥坐在我斜前面，每场考试前二十分钟，都能听到他的笔用力戳在答题卡上的声音。此后他就会猛然扭过头来，一根手指往鼻孔里掏，不知道盯着什么。我不敢抬眼看他，担心与他对视。整场考试我都有点心猿意马，直到最后一场考完才鼓起勇气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像浑浊的黄玻璃珠。

三个月后文理分科。我分到了实验班，想过学文，可是一“没前途”，二来文科生总是遭到鄙视，因此填了理科。因为教的学科成绩不好，“小班”“掉”到了普通班。刚刚分班时我隐约听过他的消息，和普通班的同学聊天，也说“姚老师性格很好，但打分严厉”，只批注“A+”“A”和“A-”的事情，大约没有了。此后很久都没有听过他的消息。

后来高三我又见过他一次，偶然去办公室送卷子，看到他坐在角落里训一个低着头的学生。我们来自攀枝花的“小班”，本来头发柔顺得像郭富城，现在横竖炸起来，像鸡窝一样，脸上有暗色的痤疮的痕迹。我从办公室离开时，刚好瞥见他把卷子摔到一个学生脸上。我迅速低着头逃走了，当时胖了许多，他应该也认不出我。

模拟世界

高二是我在衡水中学最快乐的一年。快乐的前提是成绩和学号在实验班稳定在中上游，而高考的压力尚未袭来。

我偷偷带MP3和大容量充电宝进学校，把它们藏在枕套里。我同时拥有几款不同的MP3和耳机，也因此和电子数码店的老板形成了友好关系。他准许我免费使用他家的自用电脑，用酷狗音乐下载歌曲，再把它们拖进MP3里。如果有特别想听的歌，我会把歌单抄在纸上，趁放假再一一拖进去。大家爱听的无非是：周杰伦，许嵩，泰勒·斯威夫特，稍微潮一点的会听Shawn Mendes和Troye Sivan。

衡中的图书馆和书店也在这一年修缮完毕。每周一节的阅览课是泡图书馆的“合法时段”，而书店则全天候开放。阅览课只有四十分钟，勉力能读完一个中篇或者两三个短篇，因此大家尽量挑《小说月刊》、《收获》杂志一类读。图书馆当然不仅仅有杂志，其他时间也可以去图书馆借书，但涉及“少儿不宜”内容都在“仅教师可借阅”的架子上。我当时经常和班里的男生郭靖宇去借书。郭靖宇相当聪明，他先进去装模作样转一圈，把一本书从“仅教师可借阅”转移到“学生书架”，第二天再去“学生书架”把那本书借出来。

郭靖宇就是那种男生，可以用“喜欢王小波，留头发，长着红肿痤疮的高中男生”来打个标签。我们当时也有计算机课（打金山游戏或者偷偷看闲书），课前他神神秘秘地把一本书塞给我，我起初不明所以，打开折角的页，里面是非常露骨的性描写。我虽然没有任何经验，却仍然装作一副轻蔑的神气，迅速把书合上了。我至今还记得那本书是约翰·欧文的《盖普眼中的世界》。

书店则“鱼龙混杂”，既有最新的“作文素材”，各类教辅，有《萤火虫小巷》此类“纽约时报推荐好书”，也有张爱玲全集。但是依据规定，这些购买所得的“闲书”不论何时都是“非法”的，也就是说：这些书在离开书店前一瞬间是“商品”，后一瞬间就变成了“违禁品”。其中一定有宽容的成分，因为从没有人在书店门口等着“记违纪”。

我们全班大多数人都追《龙族》，一本书全班传看，后来按照章节撕下来，标上序号，夹在书里看。男生都喜欢绘梨衣，而女生则喜爱夏弥。我们一下课就争论她们俩究竟谁更漂亮，谁会先复活。后来大二的时候我在一个运营岗实习，办活动的时候在休息室见到了江南，我于是问他究竟谁更漂亮，谁会先复活，他也告诉了我，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我们早已天各一方。

蚊虫嗡嗡的夏夜像吸满水的沉重的拖把。值日项目虽然是轮流，但我主动请缨一直担任拖地板的值日生，原因是可以偷偷在涮拖把的地方刷牙洗脸。高三将至，逐渐有人丢掉了洗漱的习惯，我却一直保持着，并以此为傲。

周六有“自由活动”，是指从下午五点十五下课开始，一直到七点半，期间可以自由活动，周日早上也不用跑操和早读，上课之前到教室即可。

一次休息总共加起来不到两个小时，但是弥足珍贵。周六晚上，超市里的泡面柜子往往被“洗劫一空”，而食堂档口则无人问津。因为单单泡开就需要三分钟，泡面是衡中最“奢侈”的食物，只有周六的休息时段才容得下这样的“奢侈”。泡面很好，面汤热气腾腾，吃下去感觉身体里一节节走廊的灯光啪啪接连打开了。

另一件休息时段的大事是洗澡，这是唯一“合法”的洗澡日。公共浴室供应充足的热水，花洒的水流激烈而凶猛，美中不足是没有吹风机。

于是每周六晚上，我们像自由人一样，换上自己的衣服，湿漉漉的头发往下滴水，在电话亭打一个奢侈的漫长电话，再慢慢踱回教室。晚修的时候，平日负责做教研PPT的男生偷渡来一些“违纪片”，如《天使爱美丽》、《幸福来敲门》，也有Carly Rae Jepsen和Ariana Grande的情歌MV。

PPT男生是这两个欧美歌手的狂热粉丝。他做PPT讲究“精益求精”：设计一列载有名字的火车，敲一敲白板，敲碎一块“玻璃”，或者让一扇“门”从中间打开。这种小花招总让我们惊呼不已，也让我们班的PPT成为全年级的模范。高二的最后一堂班会课，PPT放到“谢谢观看”的一页，我低头准备做题，忽然听到周围响起一阵惊叹，抬头一看，一扇巨大的、蓝色荧光的蝴蝶翅膀从PPT男孩身后徐徐展开，轻轻弋动。他脸上满是骄傲，告诉我们是他精心钻研的成果。

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不论我，郭靖宇，还是PPT男孩，都是“小镇做题家”“应试机器”“头脑死板的书呆子”。即便如此，我每次都很想问一问，你们也见过PPT做的蝴蝶翅膀吗？

衡中的假期很短，三周放一次，从前一天下午到第二天中午，时长约为20小时。我常常选择不回家，换上牛仔裤和T恤，洗个澡，偷偷搭上去城里的公交车（四十分钟一趟），在公交车上打开窗户吹湿头发，正大光明掏出MP3来听。为了避免错过末班车，在城里大概可以停留一两个小时，保留曲目是点上一桌子必胜客，撑到溢上喉咙，再买上两大包零食和一箱牛奶，漫无目的地走上半个钟头。有时候下雨，水泊和橱窗里倒映出我们的身影，道路呈现出一种坚硬的深蓝色，路上钉着的伸缩路障发亮，它们像一连串的眼睛一样一颗一颗盯着我们看。我们感觉从未如此自由，仿佛知晓一切，拥有一切。

去南极建房子与《金锁记》

我们高二班级的友谊维系至今，每年都会组织一两场聚会。上次聚会时大家都大四，去向基本已定。可是有许多同学还要再读上一年，因为建筑学本科要读五年。

如果有人做调查，一定会发现，在2014级衡中学生中，有惊人的比例报了建筑学的志愿。即便是从没对建筑产生兴趣的我，也知道什么是建筑“老八校”和“新四军”。

高中三年，我们开了太多的会，每次大家都会揣上几张卷子，当作换一个地方自习。台上无非是同样的励志故事和鸡汤，中心思想就是：考大学。这个“大学”首先是清华北大，剩下的学校都是“极差”。讲到“非触”，年级主任说：去年就有两个非常好的孩子，因为非触，成绩一落千丈，最后考得也很差。随后他又说：一个去了人大，一个去了央财。

很少有人考虑专业，或者真正知道专业是什么。老师们说：不是你们该考虑的事，到时候自然会知道。如今我已经记不得任何一场大会。唯一一个例外发生在高三刚刚开学时，清华建筑学院的院长庄惟敏老师来做的一场讲座。

一切平常地进行着，直到当他讲到火星设计太空站的图纸，要考虑哪些要素，我才从卷子堆里抬起头听了起来。然后他讲和同事去南极建房子，他们在冰天雪地里长途跋涉，沿途要小心掩埋在雪层下的冰窟窿。同行的有一个英国记者，不慎踩进了冰窟窿里，起初还能听见呼救声，几分钟后彻底无影无踪。他还讲了南极科考站是怎样的光景，如何吃鱼，又如何和企鹅打招呼。

这时我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礼堂里不再有写卷子的沙沙声，大部分人都抬起头听了起来。庄院长列举了建筑史上的名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屋顶测绘的图片。他讲到建筑系学生的日常，要学基础的素描，也学一点水彩；骑着自行车去胡同里，爬到屋顶上测绘老建筑。

到了提问环节，隔壁班的1号站起来问：庄老师，请问什么样的成绩可以去清华建筑系呢？庄老师说：我们一般要全省第一，但是第二也行。

南极和火星都是如此遥远，也因此梦幻。第一次有人对“专业”是什么进行了填充，并且是如此美好的内容物。下一次考试换挑战卡的时候，许多人都在目标卡上写“清华建筑系”。

在衡中试卷众多的分类中，有一种是“作文素材”，一周一印。之前的作文素材一看就是某个认真卖力的语文老师做的，摘录每次考试的高分作文。直到有一天，我在作文素材上瞥到了“曹七巧”字样。因为我是资深的张迷，马上翻开看看。但出人意表的是，这次不是某个学生或者老师的摘抄或解读，而真正是《金锁记》的内容，虽然只有前半章。

这看起来像某种失误，或者心血来潮，总之不大像真的。而下一周，我又看到完完整整的《金锁记》下半章。我翻过来看这张试卷的编辑：赵增普。

赵增普在衡中上下三级都是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言很多，诸如高考语文拿了140分，是河北省最高分，但因为酷爱读书，其他科成绩拉胯，最后去了河北师范大学。在大学期间，他又读了几百本书。

传言亦真亦假，但印刷出来的《金锁记》是真的，摸得到的。后来还有契诃夫和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练议论文时印最新的时事评论。有一天印了聂树斌案，是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说是新闻，和我之前读的简讯又不一样，是一种我此前未曾见过的文体，至今我还能完整复述其中一些细节：卧室的写字台上蒙着浮尘，放着冻柿子。我把这张偷偷带回宿舍，读了几遍，然后我就决定我要读新闻系。

如果问高二的我，什么是素质教育和人性化管理？我一定会回答：衡中。

有图书馆、书店，有这样的“作文素材”，有运动会，成人礼和八十华里远足；每年拍一部微电影；同时开设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大学先修课。当然是有条件的，只有学号靠前的学生可以选择大学先修课，其余同学只能选择社团；运动会是几个年级轮流看。

当我被高三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时，我曾经爬上五楼，去语文教研室找过赵增普。我希望得到一个“不这样也行”的答案，而我相信他就是那个“异类”。我大致跟他讲了我的想法，即便去个不那么“好”的大学，也可以读上几百本书，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获得一种自洽的生活，不是吗？他说：跟读书比，还是考一个好大学比较重要。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高中我一本书都不会读。

怒放的生命

如同从小到大成长的经历一样，我总会觉得前一阶段的痛苦是如此微不足道，甚至幼稚可笑。现在写下这些字，是想留给之后的自己。我想说，按照四维空间的理论，你和现在的我并非同一人，因此，请像体察旁人的痛苦一样体察现在的我吧，不要嘲笑，也不要轻而易举地认为是青春期问题的一种。我要说，此刻的痛苦是真实的。

—— 引自我的高三日记

每次谈起高中，我都想到高中的物理实验课，模拟光滑的小木板绑着一截弹簧，银色的弹簧崭新光洁，富有弹力，另一端紧紧挨着小车。

把弹簧压缩，或者拉长，到刻度的部位，也可以模拟无限压缩或者拉长。“但不要太用力”，物理老师会说，弹簧会失去弹性，成为一条普通的弯曲铁丝。

大学四年期间，我慢慢意识到，高中的经历就如同这一截弹簧，有人绷紧压缩，有人拉伸向前，起跑线就差了许多刻度。可这只是实验的预备阶段。弹簧永远不是主角，终将弹开，恢复原有的弹性和长度，有人退化，有人则立体而迅速地恢复。当然也有弹簧在用力过猛的同学手里，不幸永远失去了弹性。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意识到，弹簧弹开也仅仅只是实验的开始，实验的主角尚未登场——其实是被推开的那辆小车，光滑的木板上，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我的弹簧接近崩溃，就是在2016年深秋的一个周五，早上五点四十。

彼时我已经在衡水中学读到高三，距离高考还有约两百天。我当时蓄了很长的头发，比及腰更长一点，沉甸甸的，已经至少十天没洗，因为板结，所有的碎发被污垢黏在一起，因而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工整。因为头发长，我早起比别人多了一道工序——先把头发从身下抽出来，再坐起来整理内务。

说是整理内务，实际上只是把真正用来盖的被子塞进柜子里，再抚平床单上的褶皱。因为时间紧迫，晚上睡觉时几乎不脱衣服，也不会动用来摆样子的样板被（多数夹了硬纸板以保持形状），大部分的梳洗程序早就省了，多数时候只是接一捧冷水泼在脸上。

每天早上的起床铃响过之后，会循环播放一首调子振奋的励志歌曲，三年间这首歌换了不少次，现在还能想起来的歌名有《追梦赤子心》、《隐形的翅膀》等等。更换的频次也不固定，开始是固定的一周一换，后来一首歌据榜的时间越来越长。最“经久不衰”的是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

《怒放的生命》一共4分35秒，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从第一秒到三分钟左右我能完整地在脑海里精准放一遍，但后面就模糊起来，像有划痕的磁带一样刺啦断裂。这是因为当时的我从来没有听完过这首歌。

当汪峰卖力地唱出第一段副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当天跑操一定会迟到。

我现在对汪峰的声音过敏，或者说有点恐惧。不论何时，听到《怒放的生命》副歌前紧张短促的上扬：“我想超越这平凡的奢望”，我都会不由自主紧张起来。

我其实没有仔细想过什么是“平凡的奢望”，但是那天，早起铃声响后我没有第一时间从床上弹坐起来。“不想把头发从身下抽出来”，这个念头持续了十几秒，我没有起床，我闭着眼把这一天预演了一遍，和过去的几百天一样的重复、枯燥、麻木。然后汪峰唱到了第一个“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此时宿舍里已经空无一人。于是我又平静地躺了下去，第一次把这首歌完整听完，最后的钢琴声短促而沉闷地落下，宿舍楼里已寂静无声。

我不想起床，确切地说，我不想面对起床后的一切。那天我一动不动躺到了天亮。应该没有人发现，或者老师们早就不想管我。

如果有什么更具体的原因，那就是：周六的“自由活动”被取消了。不能洗澡是最大的麻烦，但到了高三，也很少有人留难以清洗和晾干的长发了。

说“取消”并不准确，因为从没有过明文规定，但到了高三，几乎所有人都不再给自己放假，仍然以平时的速度回到教室里。

那天之后，我开始逃课，带着卷子和课本，去空着的竞赛教室或者医务室上自习。逃课的人不在少数，有时候一间空教室里静默坐着几个“逃”出来的人，大家互不认识，座位隔得很远，闻不到对方身上的臭味，也并不说话。

要逃离的，高三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第一想到的是气味。为了争分夺秒，多数人选择连续几周不洗澡。冬天的早上，跑完操，人群涌进教室，一种热气腾腾的臭味瞬间弥漫开来。到那个程度，已经无法区分是汗臭、腋臭、还是不洗衣服的臭，纯粹就是动物的臭。

讲究卫生是不被鼓励的。校服里面大家大多穿黑色的衣服，我有一个同班好朋友周琦，有一次她穿了一件银白色羽绒服，被班主任看见了，开班会的时候说：有的同学穿浅色衣服，早上跑早操进来了不立马读书，在那儿精雕细琢叠衣服。“精雕细琢叠衣服”指的是把羽绒服折了两次放进抽屉里，我们大多数人的做法是乱七八糟塞进去。

也不是完全不洗漱。学生把牙缸和肥皂放进教室外的柜子里，或者教学楼洗手间架子上，利用早饭或者课间时间洗漱。规律不难发现，楼层越高的洗手间内，洗漱用品的数量和种类就越多（注：低楼层为实验班，高楼层为普通班）。

爱讲究，就说明了这个人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有老师会说：跑操完按照味道就能辨认班级——最臭的是理科实验班，然后是文科实验班，理科普通班，文科普通班，最后是艺术生。

错题本和笔都消耗得非常快，高三下学期我至少用掉了三本数学错题本，而我早上换一根黑色笔芯，到晚饭时间差不多就用完了。我自幼握笔姿势不大规范，但弊病第一次显露出来，右手的大拇指关节非常痛，我不得不在手上缠上厚厚几圈卫生纸。

衡中是漫天的题海战术。一个课间发的卷子能淹没一整张桌子，没有人做得完，只能勉力地解题，永无止境地写下去。做到后面觉得千题一面，没有没见过的题。翻开市面上任何一本大众题库，或是某一年的高考题，都有熟悉的题目出现。做题做到这个程度，不再知道自己不会什么，可是考试一样丢掉分数。读大学时，有次闲聊，我无意间提到衡中老师出的题经常能押中高考原题，其他同学大为震惊，立即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一致认为衡中成绩好背后的“黑幕”一定在这里：出题老师们悄悄在衡中试卷中混入高考原题。可是真的不是这样。

外在的约束都是其次的，关键是要“慎独”。在衡中，很多词语是“实打实的”。“全部心思”就是“全部心思”，字面意义上的。刚读高三我还保留着周末读书的习惯，每次都是狼吞虎咽。可是有一次不小心在回家路上读完了一本恰克·帕拉尼克的书。接下来开学的整整一周，所有的情节、句子、主人公的动作，千方百计地钻到我脑子里。我感到恐惧，不敢再读书。情况好转了一些，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认为自己是“全心全意学习了”。我跟同桌总结道：我发现，走神、喝水、多花时间吃饭，这些都不可怕，逃课也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读书，因为你会记住，还会回想。我同桌深以为然：最可怕的就是会一直想。

这就是最可怕的事，思想是最可怕的事情。可是思想又无法控制，例如无法停止脑海里自动播放的歌曲；即便是读语文阅读题目，或是一首出塞诗，甚至是胃药说明书，也可能会浮想联翩，思想无孔不入。

无法控制思想使我感到耻辱，只能在其他地方多下功夫，例如再把吃饭的时间压缩一分钟。有一次午饭的时候想吃泡面，开水倒进去，食堂的人几乎走光时，泡面还没有泡开。面汤是滚烫的，烫掉了一半舌苔；但面饼又是硬的，我几乎吞下去，方便面块在胃里翻滚时仍然保留着锋利棱角。我胃绞痛了整整一天。

高三的课堂上，如果犯困，可以自觉站起来听课以保持清醒，为了不遮挡同学的视线，也可以选择站在教室后面。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教室后面站不下，又挤到走廊里和讲台两边。最后小半个班都站了起来，教室后半部分几乎是空的。学校不得不明令禁止：任何情况不许站起来，罚站也不行。

老师们讲历届状元的故事。譬如“16年状元吃包子”：为了节省时间，他每次都等到同学们吃饭快回来的时候再去食堂，每次都吃包子，打到饭就往门口走，包子掰开先吃馅儿，能吃多少算多少，走到门口，无论还剩多少一并扔掉。”

有学长学姐回学校宣讲：因为吃饭快胃都坏掉了，到现在也没有好。可是他们喜悦地说：考上了清华/北大，也算值得。

最恐怖的一个故事出自《从衡中走向清华北大》。其中的故事里有一个和我同乡的女生，据我的初中老师说，她家距离我家只有一条街。她的自述里有这样的内容：升入高三，为了“明志”，也为了省时间，索性剃了光头；高三的寒假，她把一张桌搬进狭小潮湿的卫生间，整个寒假，大部分时间都在里面度过。即便是除夕当晚，家人叫她出来看看春晚，放鞭炮，也被她拒绝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离我家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后来她考上北大，在自述里由衷感谢当时的自己，配图里她的头顶刚刚长出一截发茬。

不论是哪一种故事，最后的结局都是“ta上了清华/北大”，仿佛一种审判，神的手指一指，从此就升入天堂。

我做不到，我太软弱，所以我也考不上北大。寒假里我6点起床，走到我初中老师开设的自习室里学习，路上花费13分钟，随后隔50分钟休息10分钟，休息时听一听随身带的MP3。这件事后来被我的老师知道了，她严肃地告诉我：曾经有学生就是如此，休息时还想着听音乐，就在假期被“弯道超车”，自此再也赶不上其他同学。知道自己成绩为什么上不去吗？老师会说，对自己不够狠！我十分羞愧，从此把MP3束之高阁，不再听音乐。

高三是某种分水岭，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理科方面天赋的匮乏，尤其是数学极差，如同某种天堑一样，最后的山峰是如此不可逾越。我的成绩在年级100名到年级1000名之间飘忽不定。1000名的起伏在高三是正常现象。

我考进过“卓越班”几次。但我没有因此产生过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一直隐约知道我考不上清华北大——这事儿不是努力就行的。

我们的老师不这么说，他们会归因于你“不够努力”。数学老师算过一笔账：只要你听老师的话，老老实实刷题，就算“不灵”，也能拿到“基础分”。一道5分的选择题不会，最后一道大题只做第一问，最后“基础分”也有136分。

每科都有一个此类的“基础分”，加起来是660多。我后来才想起来问：在河北省，近年间，不管哪年，这个分数都远远够不着清华北大，甚至上不了复旦和上交，只能上“很差”的大学。

有时也可以放纵一下，让思想尽量往“有益”的方向游荡。例如幻想大学是被允许的，是好的。每天晚自习下课，大家往宿舍奔跑，一边喊着“我要上清华”“我要上北大”。高三后期，有个女生起床极其快，绵延的起床铃还没有结束，就能听见她在楼下喊：“我要上北大”，一路喊到操场上。至今不知道她是哪个班级的，也不知道她最后上北大没有。

每年衡中考上清华北大的人只有一百多个，可是每天在操场上大喊的人远不止这个数字。

我不太敢幻想大学，也不喊口号。思想是可怕的，非常可怕的一点就是寄予一星希望。如果我不了解北大，北大就只是北大，一个录取线很高的大学。但我一旦开始了解，并且幻想，当我知道北大有某个湖，或者一座塔，或者幻想我自身置于其间，并将其视为高三生活唯一的光亮时，当我最后考不上北大的时候，我就再也无法从其中抽身了。

将军此去必封侯

我对高考没什么实感，衡中一直说“平常高考化；高考平常化”。高考前多如牛毛的模拟考试里，我们经常给出题水平打分，有的过于简单，有的过难，有的只是计算麻烦而不考验水平，也有一些考试能通过我们的打分，成为“非常高考”的试卷。

高考那天我们仍然是照常时间起床，照常吃早饭。在薄蛋壳一样的天色下，每人领一个画着笑脸的蛋糕，和一枚鸡蛋，又最后喊了一次口号。

最后一场是英语考试，铃声落下来的时候，隔壁排最后一个男生过度兴奋，仰头摔了下去，我们全都笑了，监考老师也笑了。这时我又给考试打了次分，这次题出得不大行，只能算60%“高考”。

大家沉浸在终结的狂喜里，我跑到楼下占据了一个最喜欢的电话亭。这部电话亭是铁锈红的封闭式电话亭，高三之前我非常喜爱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其中一个重要情节就是洛丽塔在这样的电话亭里打电话。

我给我妈、我的初中老师打了两个漫长的电话。打完电话手指上有黏糊糊的汗，渗到指纹里，我一边搓手指，一边踱步回教室。旁边的女生在痛哭，哭到身子半坠到地上，电话线像生命线一样摇摇欲坠，我偷听了一耳朵，她说她没涂完答题卡，又说：如果涂完了，应该考得挺好的，能有570分。我听了觉得这个分数涂与不涂差别不大，就走了。

路上原本空无一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根哥。根哥穿着一套簇新的校服，脸上还是喜气洋洋，大摇大摆，鞋带一晃一晃。平时如果迎面遇见他，我是有一点害怕的，可是那天完全没有，我甚至兴奋地和根哥打了个招呼。根哥大摇大摆，我也大摇大摆，感觉自己在走向全世界，接下来就算有再多再难的题，我都不会害怕。

我最后考了671分，属于正常发挥的水平。我打算全报新闻系，第一志愿报了人大。我妈载我去石家庄见人大的招生老师。招生老师是一个中年男人，因为我语文考得还不错（134分），他认真听了我想读新闻系的原因，然后告诉我：如果你真的一定想做新闻，你就不要报其他综合性大学，你就直接在人大之后报X大。他给出的理由是：其他综合性大学城市太偏，做新闻一定要在北京；而新闻系除了人大，最好的就是X大。

这位人大老师是出现在我16年生命中最权威的人士，于是我就把志愿改成了：第一志愿：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志愿：X大新闻学。

各大高校录取线的word文档首先在QQ群里传出来，我点开，发现人大录取线673，比我的成绩高了两分，我再往下拉，再往下拉，才看见X大的录取线：616分，比我的成绩低了50多分，基本上相当于高三一年的提分，甚至可能更多一些。

这时人大的招生咨询QQ群里弹出一条信息，有人问：“差两分还能去吗？”我定睛一看，发现是我妈发的。我立即把群退了，我妈神色慌张地从厨房跑出来，站在客厅里，说我给X大招生办打个电话，其实X大也不错，只是之前没了解。她拨了电话，问X大保研率怎么样？对面说：非常低。我听见了，也无法忍受了，我说：妈，别折腾了，我出门一趟。

我妈没再说什么，谢天谢地。出门前，她自青春期以后第一次想要抱抱我，我拒绝了，我走下楼，看见我妈从厨房的窗户看着我，我又走过两排楼，走到一个确保我妈从窗户看不见的树荫下，才蹲下开始放声大哭。

我第一次知道人可以这样哭，发出一种陌生而尖利的声音，像一种鸟的呼啸。眼泪甚至可以流干，我的眼睛在之后一个星期都肿成红色的晶晶亮的小包。整个高三我的痛苦都非常干涸，没有多余的时间来悲伤，现在我终于可以哭出来了，可是一切都完了。

这种痛苦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只能忍受它，而无法描述它。它有点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所以这一切都是白费的吗？这一年来的所有煎熬和折磨，最后的结局就是如此吗？

数学老师说：你考得也不错呀，怎么去了那种学校？我心里想哪种学校。然后我返校，走廊里用红纸贴满了高考成绩和录取情况，去X大的基本都是普通班的。后来班里聚会，有个女生没来，我随口问了一句，才知道她因为高考发挥失常，删了许多同学的联系方式。于是我打听她去了哪里，是上海财经大学。这时候我忽然发现我读的学校比上海财经大学录取线还低。确切地说，那年X大的录取线比我们班最后一名的高考成绩还要低，可是我不是最后一名，从来没有当过最后一名，高考的时候也远远不是最后一名。

我有一种强烈的恨意，我能明确说“我恨”，但我遍寻不到一个宾语，最后只能强烈地恨我自己。

我在之后的半个暑假、一两年间，都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我想到好几桩事，例如高考结束后在心里嘲笑没填完答题卡的女孩等，当然我最不应该，最不应该一定要读新闻系，不应该这样填志愿，这就是我的报应，盲目的报应，要和别人不一样的报应，于是我再也无法放过自己。

我们那一年，衡中公布的高考喜报里，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再次破纪录，达到175人。当我真正置身其中时，发现了一些怪现象。就是出现了许多成绩的倒置。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高考之后才开始了解具体的分数线和高校。例如我们班平时能考进年级前十的周琦，最后只考到了中央财经大学；可是学号在班级后十名的同学却考去了中国人民大学。

这在刚刚高考完的我们来看是不可思议的，简直荒谬，以至于大学时我从来不敢和周琦讲我的痛苦，我会觉得她比我痛苦多了。多年以后再正视，才能明白，在多次的车轮式复习中，即便是最后一名的同学，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很高，运气和心态占了很大比例。从清北掉到央财，并不是发挥失常，仍然是正常浮动的范围中。可是在衡中，老师们就会树立这样的观念：除了清华北大，考上其他学校就是“极差”。

衡中就像一个进击的巨人。巨人由无数的小人组成。小人们被告知，要努力向上爬，做头部，只有头部才算作出人头地。可是巨人实际上并不在乎最终谁是头部，谁从头部掉到了肩部，谁又被甩了出去。但头部是一定存在的，巨人一定会完成他的进击。

我跟周琦说了巨人的比喻。她问我认不认识贾佳，高二和她同班。我见过她一次，那是高三下学期，有一天我逃课，在教学楼门口遇见她。贾佳剃了光头，头顶反光，正双腿并拢、用一种奇怪的姿势非常板正地坐在道路中央。我走过去仔细一瞧，她正在写放在腿上的一份卷子。

周琦回忆说，高二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她一直在念一首出塞诗，大家那时觉得她精神状态不太好。可是毕业多年，想起这首诗才觉得精准，写的就是我们与衡中的关系。这首诗是《出关》。将军此去必封侯，意思是学校一定会一年比一年牛逼的。后面周琦忘记了，我查了一下：将军此去必封侯，士卒何心肯逗留。马后桃花马前雪， 出关争得不回头？

失重

没有模拟练习，我就这样读大学去了。

父母把我送到大学宿舍楼的大门口，拖着行李穿过走廊，走廊里充斥着洗衣房的气味和吹风机的声音，墙上贴着大片的穿衣镜。后来的事实证明，女大学生在打理衣物、头发和仪容上都要花掉大量的时间。

这些我还不甚理解，唯一明确的是：我是“堕落至此”，在此地有一种强烈的寄居意味。同学我都不大瞧得起，不仅高考比我低近一百分，年龄还都比我大上一两岁。

大多数人脸上都有一种松弛的堕落气息，像开了节能模式的手机一样。他们穿衣服，换衣服，洗衣服，叠衣服，再穿衣服，花大量时间把一切恢复原样，并且乐此不疲。他们提早一个小时起床，做些毫无意义的事，吃大量碳水的早餐，提前到教室后排坐定，再用一上午昏昏欲睡。

如果这里的生活模式和衡中一样就好了，可一切都失重了。像不经训练的地球人来到外星球一样，每一步都很难迈出，要么跌跤，要么go too far。

时间是金钱，老生常谈了。那么外部世界不仅通货膨胀，税率也高得离谱。

一切商品都那么贵。我几乎失去估算能力，早上提前十分钟出发去上课竟然会迟到，而我本以为自己留了“过于充足”的时间。可是提前半个小时去上课，到了还要等上好一会（其实只有不到十分钟），我又会因为浪费而坐立不安。在清华读书的同学告诉我，因为校园大，即便骑自行车，从宿舍到教室的路途也要花上二十分钟，我几乎觉得不可思议，就像听到富豪购买了看似不起眼而花费巨大的奢侈品一样。

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了，浪费在重复的表格和路上的时间就难以计数，令人痛心。我患上严重的“电脑分离焦虑症”，电脑就像我外挂的器官一样，假牙一类的。即便是去和朋友聚会，我都一定要背着沉重的电脑和充电线，并且试图蹲在地铁的连接处做作业，并引以为傲。大二时我找到一份坐班的实习，早晚通勤要三个小时，可以模考一整套数学卷子了。通勤时段的地铁拥挤不堪，乘客距离比衡中跑操还挤，我还是会试图用手机背上二十个完全记不住的单词。

另一方面，更糟糕的是，像骤中彩票的穷人一样，我又完全不懂得如何支配时间。

我所能购买的商品页是如此贫瘠，上面列着：上课，做作业，读书，娱乐。学业这一项上，我唯一的优势是比大多数大学同学掌握更多高考知识，但这些在升入大学的一瞬间完全作废，一切从零开始。我没有什么特长，也没有爱好，也许胜过他人的就是能写一手印刷体的英文字母，但大学几乎不再需要手写。

后来我不得不在我的商品页上添加许多日常事物，包括：取快递，填表格，坐公交，清扫房间。古往今来，描写“真实生活”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场骗局。书本，或者电影只会描写主人公有意义的动作。会出现这样的句子：“过了一阵子”，或者镜头直接从早上切到晚上，这“一阵子”期间，主人公恐怕也在忍受漫长的无意义生活，取快递，坐公交，清扫房间。

时间转换的跨度可能会更长，主人公永远也不知道作者的下一句要跳到何时，或许是今晚，过了几天，几个月，甚至十年后，甚至可能已经是大结局，而主人公却毫不知情，生活渺无音信地过下去。

在我渺无音信的日子里，大多数时候，下午六点之后便不再需要上课，也没有强制的作业。时间出现大块大块的空白，而我只能任由它们流失。

我找不到对我而言真正的“娱乐”。综艺、连续剧都变得索然无味，我无法在上面保持超过两个小时的专注。有几次我下载了时下流行的王者荣耀，但连掌握游戏里的规则都需要漫长一段时间，每次都是中途放弃，连娱乐都要这么高的时间税率。有一阵子我险些丧失了阅读的能力，连续三个月没办法读完一本书。即便情节再引人入胜，我都会被潜意识提醒，有一件“重要”的事物还没有做成，不能沉迷于当下的娱乐。

我找了很久这件“重要”的事物。起初我觉得一定是升学。升学能弥补高考的遗憾。我可不要在国内考研，结果最好不过清华北大。相较于本科就在清华北大的人而言，我的终点就会是别人的起点，还是输。于是我一门心思出国，大一一年，几乎打过了市面上所有中介的电话，最后签了一家老牌机构。

我看了无数同专业申请的case，做了万无一失的详细规划。做规划让我第一次在大学感到了安心。此前我如海上浮萍，而一张详细的规划表则把我托了起来。

其实不该用“详细”这个词。这张规划表最细致不过精确到月。我不怀疑衡中的同学会比其他学校更懂得什么是“努力到极致”。我自己就是，懂得努力到极致，但是毫无规划能力。在衡中，老师事无巨细地为我规划一切，帮我为假期的每一天制定详细计划；发给我几种特制的本子，每一种本子有具体的用途和详细的使用方法；跑操和吃饭分别有不同的小册子和试卷，恰好是候操或者排队的三分钟能完成的量。

老师们教给我考试的几种做题思路，甚至如何使用草稿纸——我至今还记得，把草稿纸对折叠上三次，最后变成厚厚的小方块，每一个小方块解一道题，再标上题号，如此便不会弄混算式；如果一个小方块用完了，就再用一个；如果草稿纸用完了，就再用一张。

高考最后一张草稿纸用完，一霎间烟消云散。大学老师布置作业，只有题目和提交日期，随后一分钟都不会拖堂，径直夹着书本，拿着水杯出门去。最开始我会等，总应该发一些教案、指南，到底要去图书馆几层找些什么书看；考试总该告诉我每一个知识点应当复习到什么程度；总该有演习吧；至少截止日期前应该提醒几次吧。

这些当然都没有，而我自己只有一种很笨拙的学习方法，就是“地毯式学习”。我牢记高中老师的叮嘱：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可能考到，而哪怕错一个标点也是零分。我这样去复习，即便说了不大重要，我还是认为会恰恰埋伏着出卷老师的“诡计”，因此和同学用一样的功夫，只能完成五分之一，甚至更少。

最鲜明的一种痛苦是自我搏斗。对于这种痛苦，大学最开始我使用的字眼是：“自我教育”，然后是“自我说服”，再是“自我辩驳”，最后变成“自我搏斗”。我终于把自己泾渭分明地分成两个阵营，姑且称为A我和B我。

B我有强烈的病耻感，胃病也好，抑郁症也好，在B我眼里是不中用的表现，B我对自己接近严苛，不按时接受治疗，认为是一种浪费时间。B我痛恨软弱。

B我是一个斗志昂扬的不幸者，因为高考的一点失误坠落到了一个污糟之地，即便走在校园里也会有一种轻蔑与优越感。B我想要复读，却因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病痛而放弃了，B我因此更痛恨自己的身体。B我不允许父母在家里提到高考的过程和所在大学的名字，一次饭局上父亲偶然聊到，B我愤然离席而去。

B我大二时，和一位交好的老师吃饭时，说自己不理解，为什么不直接杀掉所有智力和体力在一定标准线下的人，这样人类社会才能更快地发展。B我的老师非常惊讶，问道，如果你恰好是那个标准线下的人呢？B我想了一想，说那我甘愿就死。老师评价这种思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B我认为非常精准，并且不以为耻。

A我则截然不同，A我从不嫉妒，很少羡慕。长时间里比较羡慕的是青岛人，青岛有非常漂亮的海，鸽子被喂得很肥硕。据说青岛的中学奉行素质教育，同学下午三点下课，去附近的奶茶店买珍奶，然后再一起散步回家。A我的羡慕也比较有限，因为自己同样过着顺利的人生，有一对开明的父母，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志趣所在，并且很有毅力地填了志愿，读了最想读的专业，并且在大学里如鱼得水。

B我是A我最讨厌的一类人，A我是衡水以前的我，原本的我，始终能在关键时刻跳出来的我。我时常不慎落入B我强烈的情绪里。为了彻底斗争的胜利，A我在备忘录上记下一条条笔记，诸如：

1.为什么不该退学：因为你喜欢你的专业，而且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2.为什么不该歧视他人：因为并不了解他人的困境。

3.......

其中我查阅最多的一条是：

为什么不该厌恶/责怪过去的自己：当时的自己有当时的局限性，并且已经做了最尽力的选择。当时的局限性是现在的自己无法想象的，要把过去的自己当成他人来共情和理解。 

自我搏斗的日子里我孤立无援，只有不同时间轴上的前前后后的我自己，明白我自己，承诺向自己伸出援手，永不背叛，用一根根绳子把自己从悬崖边一点点拽回来。过程是惨烈的，我大三时在小腿上发现一条很长的白色伤疤，想了很久，才想起是大一时不小心撞到路边的铁栏杆上，伤口很深，翻出一点肉来，血流不止，和裤子黏在一起，而遵循B我的想法，完全没有做任何处理。

我在大学里很快发现的是人与人情感的不相通。我把大量的时间和情绪消耗在自我搏斗上（B我同样以此为耻），而许多发达地区出身的同学则毫无此类痛苦，也难以理解。我有段时间完全地否定衡水的一切，并且希冀于从此类快乐同学身上进行模仿。我有次向一位大学同学表述了这种痛苦，希望她能给我一些指导，她援引了三岛由纪夫评价太宰治的一段话：

“他性格上的缺陷，通过洗冷水澡、做机械体操和过有规律的生活，至少有一半可以治愈。不必劳驾去麻烦艺术。”

我一下子体无完肤，之后便不再向他人诉说此类痛苦。这痛苦实在是难以言说，也难以溯源。怪谁呢？有一种表达的捷径是归咎于衡中，我大可以说“衡中灭绝人性”，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然后得到同情和理解。可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想起我真挚的同学和老师，想起PPT上的蝴蝶，我不能否定那里的一切，那也太残忍了，我不能这样做。

也许可以怪外部的世界，这里的规则太混乱粗糙了。一路努力奋战，考上顶级学府的人，人生可能因为一次意外就坏起来，再也不会好；而没有上过大学，投机取巧的人却可能成为亿万富翁，这合理吗？公平何在呢？相对而言，衡中才是真正的乌托邦，这里规则明晰，赏罚分明，每个人都有单纯的盼头。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作者———杜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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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康路凯   版式———日月

创意———Vicson

插画———郭埙、曾杏、肖上上

出品人/监制———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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